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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立科:国内三坐标测量行业的领军者 ——访南航立科总工程师、资深专家张建莹

http://www.qctester.com/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1391 发布时间:2016-10-27 QC检测仪器网

  

  北京南航立科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营高科技一体化产品的新型企业,坐落在北京南城的旧宫工业区,周围环境优美、整洁。公司现有厂房面积5000余平方米,办公面积3000余平方米,各种制造设备40余台套,年生产能力逾500台,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坐标测量机生产基地。为适应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已择地扩建,面积更大的新厂区正在兴建当中。

公司的主要产品有水平臂移动式坐标测量机系列及量产的桥移动式坐标测量机系列、龙门式坐标测量机系列等。其中,水平臂移动式坐标测量机已在航空、航天、军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汽车、摩托车、模具等行业和单位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得到了用户的好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50%。近年来,公司结合国际测量技术的最新发展,研发制造的五轴联动坐标测量机,更是为中国的测量机产业走向高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解决了航空、航天等各种精密制造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成为中国测量机行业的领军者。

公司的技术骨干均来自航空航天科研部门,并由相关领域的国内知名专家主持工作,依托航空、航天的尖端技术,开发出适应市场需求的高新技术产品,创造出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同时广泛与国内外相关企业合作,取长补短,共谋发展。

 

为积极倡导振兴民族产业,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本刊特安排对国内重点民营企业进行系列采访报道。九月十二日,我们QC记者走进了南航立科。  

南航立科的总工程师、资深专家张建莹接受了采访:

 

QC记者:你们是本刊重点采访企业的头一家,因为你们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在民企里表现突出。谈谈你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都有哪些感想?

张总工:我们这个公司不大,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它主要依托军工技术,就是航空、航天,从精密制造、精密检测、精密原部件做起,这是我们的优势。

计量仪器里,象三坐标测量机,它是比较典型的,牵扯的学科比较多,里面有精密机械学、电子学、软件学、传感器等等,它是多学科的,相互渗透比较强的。凡是能做这种产品的国际大公司,它人员的配套,学科的配套,都比较齐全,效率是很高的。我们公司虽然不大,但我们依托航空航天人才的优势,制造技术的优势,就做起来了。

从测量机本身来讲,咱们中国的起步还是比较晚的,所以从技术上工艺上都不太成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借助于国外的一些产品和机型,按照它的发展模式也好,技术构想也好,咱们军工慢慢利用它进行国产化,走出了这条路子。

至于计量仪器的配置,说老实话,象光栅,象各种传感器和测头,这些高端的部件,咱们国内做不出来,没有能做了的。你象美国这么发达,这些东西他也做不了,他们生产三坐标测量仪,也是买英国的和德国的,象东京精密,象三丰,它也是这样,意大利也是这样。哦,我们发现,原来凡是做三坐标测量机的,这些部件都是买别人的,凡是涉及光栅、传感器、测头、软件,全球都去买,它变得通用化,国际化,他的覆盖率占百分之八九十,所有厂都是买这些东西。如果要重新去研制,咱们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是很不合算的,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关键部件也是买他的,慢慢就发展起来了。

咱们一开始是生产水平臂这种机型,慢慢发展到桥式的,再到龙门式的,逐渐就齐全了,象高难度的,高精度的,做五六米、六七米这样大的机型,能做到几个μm(微米)的精度,以前只有国外能做到,卖一个都是一百多万美金,非常昂贵的,后来咱们也做出来了。云南的211厂用的就是咱们的,大型龙门机,咱们也做到三点几个μm。你象六米的,在天津滨海开发区,咱们的长征5号现在要放到文昌去发射嘛,这台机器六米宽,六米长,三米高,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是比较大的,它的精度能做到五个μm。这样就解决了咱们航天的一个问题,在国际上咱们也是走在前面了,现在已经完全形成了咱们自身产品的系列化。

 

QC记者:听您的介绍,真为你们感到骄傲,接下来,您给介绍一下五轴联动坐标机的情况,这可是高端测量机的一个代表,我有点等不急了。

张总工:到今天为止,对于坐标测量仪,咱们大家都知道的是三坐标,X、Y、Z,三维空间,可你看看咱们国内的机床,好多都是五轴联动了,它已经发展到五轴了,满足不了要求了。再看看中国的航空发动机的叶片和叶轮,为了攻克发动机,中国专门成立个航空发动机公司啊,那么叶片和叶轮的测量就不是简单的X、Y、Z三个坐标能解决的了,它需要五个坐标,它需要空间的当量、空间的旋转等等,测量的原素很多呀,它需要更高端的测量机。于是我们就和英国的元吉校公司合作,做出了五轴的三坐标测量机,除了X、Y、Z三个坐标,象它的测头,水平方向可以旋转,俯仰旋转也可以,三个直线坐标加两个旋转坐标,这样就构成了五轴了。

有了五轴的测量,五轴的技术还不行,还要有五轴的软件,因为要测量的发动机,它是个多元变量,原来的软件那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要测量叶片的某一个点,一秒钟可以测四千到六千个点,能保证每一个点的矢量,发现质量问题,那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的曲线半径瞬息在变,测头在每一点上,如果不能做到准确的话,显然就达不到要求。这样就需要有一个五维的智能软件来控制五维的测头,实现它的同步一体化。现在咱们的五维测量机卖给上海做C9I大飞机,卖给成都,做咱们的歼20,去实现这些产品的高精度和高性能。

 

QC记者:太好了,相信你们不会只满足于这些已经取得的成绩,不知道下一步还有什么目标?

张总工:现在航天航空和造船,都是大尺寸的构件,仅仅五轴联动还不够,比如咱们的大航母,要用大型发动机,这个发动机要八九米长,象个小房子一样,这样才能推动万吨巨轮走啊,发动机内的大曲轴,连杆,大缸体的通透度,那必然需要一个大型的高精度测量机,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些试验,试验能不能达到要求,与国外同类机型一样的要求。

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大型测量机,德国、英国、日本的大公司一样。一但知道你搞大型航母的检测,他们一般不卖给你,政府会控制他,知道你有军事用途。最早欧洲有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实际上他们现在在高端产品上对我们还是禁售的,尤其是对制造技术,他哪怕卖你一个蛋,卖你一个鸡,但这技术不卖给你。精密检测、精密加工、精密制造,国家发展最重要的东西嘛,外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卖给咱们东西?因为买回来我们很快就能做出来了。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精密测量技术,只有对人家的东西进行测量,经过量化分析,你才有可能制造出高性能的产品,否则你不知道人家产品的精度和技术指标,你怎么做?所以测量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设备。

 

QC记者:咱们公司是如何做到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兼顾的呢?哪个更侧重一些?这方面是怎样安排的?

张总工:我们之所以做出来这些成绩,主要因为我们依附于航空航天,象航天的火箭系统、还有五院的502所、529所、航空的有上飞、沈飞、西飞等等,咱们一直为他们提供服务。这些年国家对海军的投入很大,各种舰船,象巡洋舰、驱逐舰、航母、超速快艇,都需要用动力设备,这是它的核心,而我们的测量机恰恰就是用来检测它的主要技术参数和技术指标的,于是我们现在就慢慢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总的来说,从学科上讲,计量仪器是没法分的,说用在民品上,可以用来生产高精尖的机床,用在军品上,那出来的就是高精尖的装备。前几年我们以军品为主,最近几年我们以定型的产品向民用投入,比如汽车工业,主力企业差不多有我们的设备将近两千台,象长安汽车、北京现代汽车、还有一汽和二汽的汽车,由于汽车工业的量大,用的比较多,还有工程机械,你看它们傻大憨粗的,象它里面的机械部件,液压件等等精密度很高,象挖地铁用的盾构机,如果买国外的要一个多亿,它的部件检测是很重要的,比如轴心的精度、液压系统的精度、传动系统的精度,如果没有足够的精度,用几天就完蛋了。象矿山机械,井下自动化,一台大的挖煤机,它的精密度都是很高的,都需要用我们的测量机。

从民品再返回到军品,现在军品又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象新型火箭项目,长五长七,象飞机的歼15歼20,咱们的运20,水陆两用的大型飞行器,零部件都是高精度的,原来三坐标,三维的概念已经满足不了要求了,原来三米,现在要五米六米,更大的空间,你象造船的408厂,他们要求的设备更大,精密度更高,所以对发动机的检测又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正在攻克发动机,沈阳发动机,成都的420发动机,株州的301发动机都在和我们恰谈,怎么样通过使用我们的设备来提高产品质量。408超大型的柴油机,象407中速机,象安庆和镇江做的巡洋舰、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动力比以前大,原来咱们的舰船就几千吨,现在都上万吨,它需要的动力就更强,虽然现在有核动力,但它用得毕竟少,还是柴油动力为主。

 

QC记者:咱们的测量机做得这么好,除了满足国内市场外,出口情况怎么样?一些核心的东西国内搞不出来,都有哪些原因呢?

张总工:现在几乎所有制造领域,咱们的测量机基本上都可以覆盖,但有一个问题是高端的设备卖得还不是很多,象德国、英国卖的量比较大,高端的设备往国外出口,难度比较大,因为那些关键的零部件都是买英国的,他们本身也在卖。现在市场是全球化,产业结构也是国际化分工,象五轴测头,全世界就英国一家公司生产,美国人买它的,德国人也买他的,咱们中国当然也得买他的。假如自己研发,比如五轴测头和五轴的软件,那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我跟英国人聊过,英国人说他们研发五轴测头和五轴软件投入了上百亿的英磅。你想任何物体,它要建一个数据模型,才能编软件,这时候就要有很多高端的人才,数学的功底要相当好,象咱们北大数学系有一个建立数据模型的方程组,世界上任何物体拿过来,不论什么奇形怪状,他们都可以建立一个模型,有了这些模型就能编软件。你要有发动机的、飞机的、火箭的、汽车的,轮船的,这些零部件都要建立一个通用的数学方程,这个水平相当高,工作量也相当大,这个数学模型需要编成软件,编成软件才能产业化,可以想象,要用多少的数学人才才能建这个数学模型?为什么国外把软件的知识产权看得那么重呢?因为软件的技术含量非常高,它需要很多的高端人才,而恰恰咱们不行。

全世界的测量机公司基本上都买的这几家公司的,一家是美国的,一家是英国的,还有一家德国的,就象我们全世界都在用美国的Windows一样,微软赚了全世界的人。你象前苏联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过要建自己的平台也没搞成,搞自己的芯片也没搞成,咱们中国领导层也说要搞自己的平台,现在也没搞成,又说要搞自己的芯片,龙芯片,也没有产业化,所以说软件是一个彼此之间牵扯比较大的东西,这些高端的东西虽说我们掌握了一些,但很核心的东西还是过不了关。就包括飞机一样,咱们做出来的C919,我们的发动机还是CFM公司的,我们的仪器仪表还是韩国公司的,我们的复合材料还是空客的,自己做的主要是一个空架子,但你必须要走这一步,走了这一步,才能慢慢地实现你的国产化,象咱们中国最早的三坐标很简单,一个电机一个轴承都是国外的,现在基本上都国产化了,从国际标准来衡量的话,咱们的三坐标测量机算是第一梯队了,在国内也是领先的了。

 

QC记者:有了自己的拳头产品,也就有了话语权甚至定价权。国内生产三坐标的企业也不少,您觉得咱们公司哪个地方做得比他们要好?

张总工:全球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趋向一体化了,大家是相互影响的。以前象高端的机床,国外卖给咱们几百万英磅,几百万欧元的,现在他也降了很多,最早我们搞高端的测量机,龙门机,德国人和英国人都卖一百多万美金,你看现在投标,他也四五十万美金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它证明了两点,一是外国人认同了我们中国的制造技术了,二是如果他不降价的话,他就没这个市场了,我们就替代他了。我们基本能卖到三百多万四百万,他们基本上也就卖四百多万,稍微高点,他们原来是卖上千万的,所以我们的存在对中国有实质的贡献,没有我们的话,他仍然卖你高价,象五轴加工中心一样,沈阳机床没搞出来以前,他卖一千多万人民币,现在他四五百万了。

现在国内能做三坐标的不少,五轴联动的也有,但应该我们是做得比较全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基础最扎实。因为某些小型机种其他厂能做,象西安的爱德华,孙建忠,他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他做了一些,但他们机械制造的基础稍差了一点,因为他是自己白手起家的,不如我们依托航天航空的技术,基础比较好,比他高。计量科学讲究三要素,第一要素就是基础,三坐标的三个导轨,你做得好不好,导轨的平面度、平行度,垂直度,驱动系统的精度,看着很简单,X轴Y轴做成九十度很难啊,有的做成90.9999,90.0001,完全精确的90度,难度非常大,靠的就是精密技术。就象电视台放的《大国工匠》,看似一个小的东西,你以为是机床加工出来的,实际上是靠工人师傅修出来的,就象我们航空的好多配件,机器是做不出来的,是靠工人师傅的手艺修出来的。

测量机也同样,精密的导轨和传动系统,你想六七米,七八米长,电机能带得动,精准度要求就几个μm,稍微有点误差,几丝(忽米)就出来了。所以精密制造和精密技术是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再加上传感器、测头,才能形成高质量高性能的测量机,象前几年,为什么国外高端的东西进来了没用呢?基础没打好。这就是我们长于别人的地方。

 

QC记者:看来咱们公司很注重技术工人队伍的培养,现在政府倡导发扬工匠精神,咱们公司这方面应该有比较好的传统吧?

张总工:对,咱们公司的年轻人很好,好多老同志原来都是航空航天系统的,我原来也是航空303所的,我们退休以后到这儿来做,我们就把这里的年轻人都带动起来了,把国外的技术也引进来了,把咱们传统的东西也恢复起来了,就这样形成了一系列产品,构成一个高端产业链。

市场竞争说穿了就是人才竞争,有了什么样的人,你就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你才能参与市场竞争。我们多年来依靠航空航天的制造技术,实际上就是依托这些人,有的是那边过来的,有的是退休的,有的是返聘过来的,有了这些人以后,才把事业做起来了。全球科技发展这么快,就看你会不会用人,会不会“拿来主义”,凭借你的优势,加一个什么东西就上一个什么档次,任何一个高端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技术含量,制造水平,精度等级,每一个环节质量都做得好,自然形成一个高端产品。

 

QC记者:咱们的做法,对国内民企还是很有启示的。我觉得对于核心技术,国人常常心结过重,大家应该换一个角度去认识,现在国际产业一体化了,各自分工不同,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什么都非要自己搞出来,能在自己有专长的领域发挥出来水平,也是值得称道的,是不是这样?

张总工:是这样。别人的优势是高端部件的制造,我们的优势是精密部件的制造,传统性能的制造,这样结合起来,就是高精尖的产品。前段时间我去了趟美国,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制造业前几年放弃了,他认为制造业浪费人力、物力和材料,污染也特别厉害。美国前十几年的理念就是一类的国家和公司,卖的是标准,技术;二类的国家和公司卖的是整机,三类的国家和公司卖的是配套件,劳动力。可是通过美国这次经济调整,他也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制造业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会导致国内大量的失业,再一个如果制造业拿不起来,马上会在产业链形成空缺。这几年美国就强调制造业回流,比如前些年美国有些大公司把整个生产基地都搬到中国来了,现在都撤回去了,美国的制造业这两三年恢复得很快。他就是这样,关键的部件,有的是买欧州的,有的是买日本的,有的甚至是买我们中国的,他就是按照全球国际化的分工,比如有的公司电机做得好,他可以卖一百块钱,如果自己去研制,达到这个水平,可能要花二百,三百,咱们也要走这条路,把自己的产业融入国际的产业链,通过自己的结构,如果在第一梯队里面,我就充分利用自己的制造特点,当投入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不投入了,拿来主义,走一个捷径,美国人实际上也这个样子,象美国的阿迪达斯,它本土都没有这个公司啊,它在世界各地建了很多工厂,钱大部分都让他赚走了。一类的国家卖标准,卖品牌嘛,现在他发现没有实体还是不行的,他也搞实体了,实体牵扯到产业的发展,本国的就业,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如果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发展迅速的话,它的后劲越来越大,如果虚拟经济占主导的话,它的经济越来越衰弱,现在国家搞产业结构调整,是有道理的。

 

QC记者:一般国家是从战略层面考虑问题,比如一旦发生战争,如果核心技术在国外,担心会被卡住脖子,影响到战争成败与国家安全。其实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这种顾虑在一点点地消逝了。

张总工:现在怎么说呢?对于我们搞计量仪器的,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日本人也好,包括韩国人,大家互相制约得很强,尽管在国际上某一个政治团体可能想达到什么目的,实际上这些财团的老板,根本不理他们的事,我要的是生存,要的是利润,我要的是市场化的空间。德国的核心技术流失得厉害,但他得到的回报很丰厚的,即使将来发生战争,对这种核心技术的控制,也不会象以前似的,会形成一种什么决议,比如历史上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举个例子,前几年,咱们买的波音747的飞机,飞国际航线的飞机,它的导航系统有一个小芯片,比如从北京飞到巴黎,它会自动驾驶,自动导航,误差很小,几米,十几米,它的核心技术就这个小芯片,把方程放进去以后,它就靠传感器,高度多少,压力多少,风速多少,湿度多大,说穿了就是一个软件,烧结好的一个软件。但美国卖给中国时候,他把芯片抠出来了,不给咱们,他就怕中国得到这个芯片,把它用在洲际弹道导弹上,如果咱们导弹利用这种芯片提高导航能力的话,那想打哪儿就可以打哪儿。知道了这个情况,咱们也开始研制自己的这种导航技术,现在也形成自己的东西了。

 

QC记者:技术上未必走的是同一条路,但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咱们南航立科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张总工:有很多这样例子,因为技术的东西有很多共性,尽管渠道不同,就象世界上的道路千千条,总有能达到天安门的,你不见得非要走一条。我们的技术发展也是这样,能走捷径的走捷径,不能走的我们自己搞。前一段时间,我们研发超大型的长征火箭的这台测量机,六米宽的材料咱们用花岗石太重了,用钢材也达不到精度,买国外的工业陶瓷,又轻,精度又高,工业陶瓷很贵的,将来英国人和美国人知道以后,不卖给你怎么办?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工业陶瓷发展到今天,它不是唯一的,有其他的材料可以取代它,象咱们卫星上用的碳纤维,它的钢性,它的强度非常好,有我们可以发展的空间。测量上有少数的地方用,但它有一个技术瓶颈没有突破,就是光洁度没有那么高,它是毛毛刺刺的,象玻璃丝布丝一样,纤维一层层粘起来的,用我们的话来说,向零的精度指标它很难达到,宏观的指标可能做到三米五米,但微观的它实现不了,一个大型的高端测量机,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它有它的局限性,现在我们自己在研究,用我们航天的碳纤维,在上面镀一层的陶瓷,把两个材料结合起来,利用陶瓷的高洁度,利用碳纤维的钢性和它的超轻,最终实现测量机的高精度和高性能。

到目前,测量机使用的有四种材料,应该说最高档的材料是工业陶瓷,它重量很轻,精度很高,膨胀系数很小,性能很好,材料的四要素嘛,膨胀系数、弹性模量,钢性、疲劳极限。象咱们测量机用的天然花岗石,它有几千万年的天然失效,它的寿命是最长的,它的活力性是最好的,但是它的缺点是太重了,这就需要动力驱动要大,动力一大产生的转动惯量要大,这就导致机器非常庞大,工业陶瓷就没有这个问题,它和花岗石都是非金属材料,但重量就轻多了。意大利人和瑞典人用铝合金作三坐标的探道,象青岛的海克斯康,都是用铝合金做的,它们做出来很轻,机器也很漂亮,价格也非常便宜,但它测量的精度方面肯定不行,它的模量、疲劳极限都显然不行,它唯一的优点是重量轻,它就是利用铝的膨胀系数比较大,测量机很容易把它测量出来,然后利用软件进行补偿,但是它能保证到三四个μm,四五个μm的精度,当你需要一两个μm,或零点几个μm的精度时,它就不行了。七八米的测量机如果用铝合金做的话,假设房间温度变化一度,你乘六米,膨胀系数几丝都出去了,怎么能实现几个μm的精度呢?所以要实现高精度,必须使用特殊材料,这是基础,如果你材料就不行,结构也有一定弊端,驱动方式也不是很先进,结果很难实现高精度。高端技术和基础必须匹配起来才可以。

 

QC记者:坐标测量机的应用范围很广,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开始,您给展望一下它的发展前景。

张总工:除了测量机本身要向高端的、高性能的方向发展以外,咱们中国测量机的应用我认为现在又出现第二个课题。前些年,测量机的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更多,都是用于产品的质量检测,最近中国提出要成为创新型国家,三坐标测量机作为一个创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它对于研发是个非常重要的设备,对于进口的样机,或者我们去研究一个老的机型,必须通过三坐标测量建立它的数据模型,再送到计算机进行CD分析,CM制造,开发新产品,所以将来用三坐标测量机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再远一些说,以后我们需要的大数据,云计算,这个数据从哪里来?就通过测量机,把各种产品的各方面数据都采集起来,建立它的数据模型,进行量化分析,你才能开发新的产品。象德国人搞的工业4.0革命,实际上说穿了,也就是云检测。各个公司和企业建立一个很大的网,网上有很多很多个终端,每一个测量机每一个机床,全部数据化,然后进行量化分析,通过CD设计后,重新出一个新的产品,这就叫工业4.0。

咱们中国人和美国人正在研究四个C革命,第一个C,叫CAT,这个T就是test,就是测量,这个测量就是三坐标测量机,cmm;第二个C,叫CAD,就是机算机设计制造;第三个C,叫CAM,M就是制造,通过数控机床,把设计的东西做出来;第四个C,叫CAE,E就是engineering,工程,就是总的量化分析,性能评估。走这样一个回路,就是通过三坐测量机的测量,通过计算机的设计,通过数控机床的加工,实现整个工业制造的创新发展,恰恰现在咱们三坐标测量机正处于第一个C的门坎上。

世界上的万物,任何东西,只有通过测量机的测量,才能成为数据模型,我和一位英国的老师聊天,他就说,数控机床和三坐标测量机实际上是互逆的,它是双生子,好多的数据模型通过机床加工,出来物理模型,物理模型经过三坐标测量机又变成数据模型,就是这样一个返复循环。所以全中国和世界的工业制造实现数字化、信息化,都离不开坐标测量,坐标测量无论三坐标还是五坐标的,都是量化分析,有了量化分析建立了数据模型,才能实现CAD,有了理想的CAD,才能实现CAM加工制造,加工制造的好不好呢?再进行CAE的综合评估,性能、材料、价位、这才形成一个产业。按照一位美国专家的话来说,未来的工业革命就是四个C工程,当然德国叫4.0革命,咱们中国叫“双创”,所以在未来的工业革命里,三坐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

 

QC记者:在这场工业革命中,咱们南航立科要走在前面,成为中国测量机行业的排头兵啊!

张总工:咱们公司小,力量不够,如果真能搞云计算,云测量,我认为太好了。哪个用户买了我的产品,我可以建立一个内部网,这个网整个就是云计算云测量,太了不起了。建立一个庞大的计算机数据库,它的网络以光缆或者电缆为联网方式和总线的设置方式,把这个平台设置好以后,把所有的数控机床都变成终端,把测量机也变成终端了,数字化仪表也变成终端了,这样形成一个共享,共享要实现,太庞大了,起码要政府主导,靠个别企业是不可能搞起来的。

以后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当中,三坐标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我们毕竟年纪大了,只是设想和展望一下,以后要靠年轻人去做,比如在软件里面,通过数据库让每一台测量机都实现联动共享,它可以形成工业制造的好多标准,相关政府部门很容易进行汇总和编制,最后颁布实施。

未来的发展,我跟我们李总说,测量机就象人类一样,人要活着肯定离不开医院,医院是客观存在的,三坐标测量机就等于医院一样,只要工业制造存在,测量机就客观存在,离开它就不行,它们是一个共生共存的关系。对于它的发展,那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不掉队,始终要走到前面。

 

QC记者:咱们公司虽然小,抱负可不小。李克强总理最近在国务会议上强调中国制造要进行一场“品质革命”,测量仪器作为质量控制的必备工具,今后要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您觉得中国测量技术还有哪些欠缺之处,我们应该如何赶上?

张总工:我想国内的科技水平和教育水平发展的都很快,国外的技术引进国内也很快,这为中国测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政府提倡进入创新型国家,进行“品质革命”,里面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质量体系,不论工业制造,工业革命,质量监控是永远离不开的。不论飞机、导弹、轮船、军舰、包括现在的火车、汽车,没有质量体系一切都扯淡,质量体系是工业革命的灵魂。

但质量体系的核心,是你怎么样去发展它自身的技术规律。象清华有个精仪系、天大有个精仪系、浙大也有个精仪系,咱们中国还有个计量学院,杭州那个中国计量学院,校长张立光,原来就是天大精仪系的系文任,我跟老张聊过,我问他:你是个老前辈了,将来测量技术怎么实现智能化?他说,这很难说,只能随着国际和国内的工业发展,世界上,量仪这个行业对于中国是个短板,咱们只是做一个很小的集合量的检测,更多的检测,象物理的检测、光学的检测、气味的检测等等,那好多东西咱们检测不出来的。比如对空气污染进行检测的电鼻子,就这个传感器,美国有,但它不会给你的,只能中国自己搞。气体之中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它是一个混合物,能正确识别它的成份,需要很高的技术,咱们差距还很大,能做的只是一个集合量。

所以我觉得,咱们要在技术上有突破,就不能急功近利,必须按照技术发展规律办事,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一个传承的过程,这就叫“工匠精神”。以前咱们缺少这种氛围,现在整个社会在慢慢营造它。有一天,大家没那么浮躁了,可以静下心来专心做事了,不图眼前利益,不计个人得失,做传感器的,专心研究它,做发动机的,专心攻克它,一个人不行,两个人,两个人不行,一个团队,一代人不行,两代人,这样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咱们中国的制造技术和测量技术一定会有一个大的飞跃。(高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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