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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新发展,让决策更加精细化科学化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田杰棠

http://www.qctester.com/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1123 发布时间:2017-3-27 QC检测仪器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英文缩写DRC)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前瞻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是国家级智库。

自1980年成立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向、目标及战略举措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大量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有国际影响力的政府智库,汇聚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专职研究队伍,并协调集聚国内外专家共同参与决策咨询研究。长期以来,DRC保持并发展与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界的广泛联系和密切合作,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咨询意见为政府和社会服务,同时,保持与国际社会的广泛联系,积极开展与重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智库的交流与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强调“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要靠创新。” 习总书记的讲话引起众代表热议,大家一致认为创新弱则国家弱,创新强则国家强,创新久则国家持续强盛。在当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形势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在创新的价值更加突显的今天。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创新能力。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更加渴望创新、更加呼唤创新。

正是抱着对“创新”的期盼与探求,QC记者走进了位于北京市朝内大街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采访了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田杰棠。

 

QC记者:现在各行各业都认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据我了解,创新可分为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等不同方面内容。请问咱们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的侧重点在哪一方面?主要职能都有哪些?

田副部长:应该说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不光是技术创新。在我们理解,它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创新经济学的创始人熊彼特讲,创新有这么几种,引入一种新技术、开拓一个新市场、使用一种新的原材料,这都算是创新,或者一种新工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都属于创新。去年在美国访学,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创新公开课,它讲到创新就等于发明创造乘以商业化,如果只有发明创造,没有商业化,结果是零,反过来也一样。这里技术是必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全部要素,只要你的创意和技术发明符合商业化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叫创新。

至于侧重点,我们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创新,并不是偏技术的,同时它还是一门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如何促进我们国家创新发展的一些制度,政策,包括和创新相关的政策、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方面的研究,为国务院提供政策咨询。

现在除了研究和咨询以外,我们还要做政策评估和解读,其中有国务院交办的一些评估任务,比如一些政策的实施情况,我们要组织人员去评估实施效果等等。解读的意思是我们参与了一个政策文件的起草,在政策发布的时候,把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通过主流媒体向社会发布。研究、评估、解读,三大职能,后来又加上一个国际合作,比如就创新能力,与国际上高水平的专家、智库机构进行交流合作,由于我们DRC是党和政府的主要智库,代表中国和OECD、英国、印度等许多国家和组织都签署了双边智库的合作协议,所以彼此间经常通过会议、合作研究等多种方式在一起交流。

 

QC记者: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近年来国家很重视智库的发展,除政府智库外,中国的民间智库也发展得比较快,民间智库与你们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点?他们的营利模式是怎样的?

田副部长:对,智库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我们是政府序列的,和他们比都许多不同。他们发展很快,对我们也形成了竞争,他们的特点是机制灵活,而我们党政智库的编制,包括出国经费都是受一定限制的,人员是按照公务员管理的,花销按三公经费去管理。编制上我们不能自己想招多少人去招多少人,都是有定额限制的,所以和社会智库相比,我们的机制不够灵活,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就是跟上下的政策接得比较紧。

民间智库的营利模式就是靠商业的咨询收入,他们可以通过一些战略研究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名气,通过给企业和地方政府做咨询,获得一定收益,另外他们还有企业给它的捐款,比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它的许多理事单位都是企业,它可能会通过一些合作方式,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我们完全都是财政拔款,我们的后顾之忧少一点。现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智库,比如质检总局的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他们下属的一个智库。

 

QC记者:政策评估是根据出台前后,分别进行评估吗?请您给介绍一下。

田副部长:出台之前叫“预评估”,一项政策出台之前,先评估它出台后所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这是决策科学化价值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把握不好,政策出台后不合适,最后又收回的话,可能会影响政府的威信,或者说考虑不周,所以预评估是一个重要环节。

政策正式出台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比如一年半年,要定期进行效果的评估,比如执行的怎么样?下一步应该怎样改进?现在有许多政策,制定是一个方面,执行是另一个方面,许多问题不是出在政策本身,而是出现在执行的层面上,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打了很多折扣。督导和评估是两个概念,督导是让它按照政策百分之百落实,评估是看它百分之百落实之后效果是不是还好,即便百分之百落实了,不见得有好的效果,也可能政策本身是有一些问题的。

 

QC记者:国外智库与国内智库有哪些不同?各自都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的?你们主要进行哪些方面的研究来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

田副部长:发达国家党政智库少一些,它的社会智库比较多,一般是以非营利机构的形式出现的,欧洲和美国都是这样。他们和我们的智库也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大部分知名智库都是有倾向性的,比如说传统基金会,他们会明确地说,我就是共和党的智库,有些比如卡托研究所,我就是共和党的智库,有些就说我是民主党的智库。他们不是党的一个组织,但观点是倾向于某个党派的。我们问,共和党捐那么多钱给你们,怎样保证你们的立场公正客观呢?他们说,我们本来就不是公正客观的,我们本来就是共和党的观点,但是我们的研究过程和方法,以及使用的数据都是科学的,准确的,但我们是共和党的喉舌。我们DRC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不倾向哪一个,我们都是为国家为人民利益去服务的,不牵扯哪一个利益群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美国的智库主要做一些战略研究,通过这种战略研究,对政府去发生影响,向国会施加影响。象传统基金会,它的位置就在国会山的后面,它的人员经常和国会议员进行交流。在美国的政策体系里面,一个政策不通过国会是不能实施的,这和咱们是一个制度上的区别。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所谓的“旋转门”机制,政府官员退休了,象赵小兰,可以到传统基金会任个职,也有反向,从传统基金会到政府去任职的,比如共和党当选了,赵小兰不又出来任职了嘛?这和我们的党政智库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特点是跟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利益结合比较紧,他们是有立场的,他们有他们影响政府的方式。

我们的研究报告会上报给国务院,另外评估、解读等很多也都是国务院布置的任务,一方面叫急领导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对一些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我们会主动地去做研究,有时是直接布置的任务,把研究成果及时报给领导。还有一方面是想领导之未想,就是要有前瞻性,比如未来五年的重要问题,虽然不是目前的重要问题,但要做预先的研究,然后你给他提建议,如研究关于未来几年我们的创新发展战略,这不是急领导之所急,而是想领导之未想。

过去我们是盯着国内的情况比较多,这两年顺应国家需求,要打造成国际一流智库,所以从眼界上也是瞄准一些国际重点问题做研究,包括有些突发的情况,我们也要做研究出来,供领导参考,象特朗普上台,英国退欧之类的事件。

 

QC记者:谈到创新,发达国家的经验比我们多,有许多东西值得学习和借鉴,这是不是也是你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田副部长:没错儿,创新其实也是个国际化的事情,美国有硅谷,他更讲创新。从制度上,发达国家有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因为他那个制度运行了很长时间,包括后面的追赶国家,韩国日本,他们都很注重创新,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虽然印度和巴西可能不象东亚国家这么重视,但他们也有可取之处,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印度,我也去过那儿,他们的服务外包做得是很不错的,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其实每个国家都可以学习,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研究发达国家相关的政策,也是我们的一个研究方向,看看他们怎么做的,尤其他们从成立这个制度到今天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化,给我们未来做个借鉴,比如专利制度,一个重要的创新制度之一,专利制度已经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也经历了比较长的发展过程,期间有许多政策的调整,它也不是一味地加强保护。如果这个保护已经形成垄断了,对新生中小企业的创新产生阻碍作用了,他们就会适当地调整。所以我们研究他们,就是不光看他现在做什么,还要看他历史上都是怎么做的,都遇到过哪些困难,这有可能就是我们会遇到的困难。尤其是当年他们在和我们现在发展水平差不多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比如美国早期是从英国模仿技术,英国说他们是偷技术,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他们都有一些经验。美国当年的纺织技术就是从英国引进,消化吸收的,当然咱们不能简单地用“偷”来形容他们。

 

QC记者:咱们国家提创新已经很多年了,发展到今天,创新的程度和它带来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您作为创新发展的研究专家来给解读一下。

田副部长: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由于我们经常看一些国外智库的文章,我们注意到,过去他对我们的创新是批评比较多,总是说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是偷我们的,如何如何。现在他对我们的创新是威胁论比较多,已经到了威胁论的阶段了,可见我们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尤其是逼近创新前沿国家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现在从总体的创新实力来说,包含了科技,包含了产业,不算人均,从总体上讲,在世界上也就是仅次于美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占世界研发总投入的28%,我们的研发费用占到20%左右,到了这个水平了。到2020年前后,我们总的研发投入可能是要超过美国的,但是人均可能还有差距,因为我们的增长速度比他快,赶超只是时间问题。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追赶型国家,研发投入的效率不见得高,研发基础没有那么强,专利的质量也没那么好,价值链上高端程度还有差距,但是我们在不断地逼近,因为现在中国的科技论文也是世界第二位的,包括象自然科学,《自然》这个杂志是自然科学领域最好的杂志之一了,它做的自然科学评估里面,中国是排第二的,象中科院这样的机构在排名里面已经超过了哈佛大学,所以我们的追赶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高科技产业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排在前几位都是没问题的,只是从质量方面来看,高新技术和研发投入所占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制造业的水平总体来讲,也是很不错的,也就仅次于德国、日本和北欧一些国家,如果从制造业的高端部分看,包括大飞机等产业和美国相比可能要差一些,但是普通的制造业,象我们的衣食住行、服装、家电一类,我们制造水平相对还是比较高的,普通百姓还是需要这些大众化的产品的。个别高精尖的,我们确实不如人家,但从量上讲,我们还是超过他们的,所以吉利才能收购沃尔沃。现在我们正在集中精力向高端迈进,通过国家干大事,比如高铁我们突破了,大飞机今年要试飞了,我们大飞机先把整机做出来,先用国外的配件,后来我们再研发,研发飞机材料,用各种方法来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

 

QC记者:创新离不开科研平台的建设,尤其是中小企业,他们的实力有限,更需要由政府出面,建设一些共享平台,来从事自己的研发工作,但据下面企业反映,实施起来并不如人意,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田副部长:这几年产业结构调整,有些过剩的低端产能慢慢淘汰,企业面临阵痛期,对创新有苦衷,中小企业从资金上和政策上都需要政府支持。科研平台,对企业的创新会有很大帮助,我们也研究过这些东西,很多地方已经做过这些工作了,在广东、江苏、上海、北京都能看到这些,至于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是不是中小企业都可以用到,可以针对不同情况做出评估。

首先这个事儿肯定是对的,象台湾工研院那样做一个共性技术研究的平台,有些技术是行业大家都可以用的,包括检测仪器也是一样的,产品出来以后可以拿到平台上去测试或模拟一下,这对大家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另外国务院文件也讲到了,要“众包、众设”,产品一开始的设计就可以开放出来,到一个互联网虚拟平台上去,让那些用户帮助你去设计。现在互联网可以提供这样一个虚拟的平台,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建不起研发部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给它提供一种支持。政策和文件的这些精神已经执行了很多年了,但有的时候中小企业并不能都得到这样的实惠。大中型国企得到的资源更多一些,因为它有研发实力,另外国资委也有考核的要求,而中小企业相对比较灵活,它的实力是不行,但活力非常强。

 

QC记者:经济调整这几年,中小企业生存比较艰难,面临的问题和困惑也很多,比如行业重新洗牌的结果,会不会导致垄断?引进吸收的同时、如何避免侵犯知识产权?国内企业如何走向海外市场,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梳不清,理还乱,您来给分析一下。

田副部长:这些都是现实问题,艰难应该讲还没有过去,目前初步可以说是经济趋稳,好的倾向估计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行业就是这样,一个传统行业,尤其是制造业,中小企业生存的空间比较小,以后会淘汰很多的,淘汰过程中有实力的企业肯定会活到最后。经过淘汰以后价格回升的时候,企业的利润才能够提高,它的经营周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说到可不可能会形成垄断,它是这样的,只要是放开竞争的,在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里,一家独大的可能性比较小,更多的情况是所谓的“寡头竞争”,一个行业里有那么几家不错的企业,特别的行业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检测仪器,有些特别专业的仪器可能只有一两家比较大的企业占据着市场。(记者插言:国内仪器企业,关键零部件做得不行,基本依赖进口,象质检、环保等部门用的仪器几乎全是整机进口的,因为国产货达不到那样的精准度。国内仪器厂家对此还颇有异议,认为每年拿大笔资金进口仪器对国内是个冲击,但不进口也不现实,这也是必须的。)对,原来我去调研过,确实是进口的比较多,因为现在我们对食品的要求和环境的要求都比较高的,进口设备,最早在我们创新语言里面叫技术改造,淘汰旧设备,购买新设备,来生产新产品。技术改造这一块儿国家也是有支持的,它分为不同的层次,自己造不了的时候,你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你的产品质量或你的检测能力。过去有很大的一笔技术改造资金,目前还有,它是工信部和发改委共管的,有些领域还享受关税的减免。这些进口设备有时事关重大,涉及老百姓关注的问题,对质监部门来说,出一点儿事儿都是大事儿,这就跟造飞机是一样的呀,因为飞机不能出问题,我们又不能等你能造出飞机来我再上天吧?所以飞机就需要进口,几大航空公司的飞机哪个不是波音和空客?

在使用进口设备的过程中,慢慢去摸索它的技术性能,没吃过猪肉你总要见过猪跑,至少你要知道往哪个方向努力。象数控这些都是这样的,一开始去用他们的东西,从使用的过程中找到一些门路,慢慢地来研发自己的产品,等我们自己的企业实力强大了,就可以象现在一样走出去。最近我们在德国收购了很多企业,通过这样的收购可以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这也是一种创新,引进来走出去嘛,通过消化吸收,实现技术追赶,肯定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消化吸收成功的公司,不会只引进的,他们都是有研发实力的。消化吸收是个技术活,就象咱们造战斗机一样,从苏联买来以后,我们就慢慢地剖析它,学习掌握它,当时叫“反向工程”。(记者插言:现在这种仿制行为可能涉及技术侵权问题,如果对方有专利保护)没错没错,从整个立场来讲,我们肯定是要支持保护知识产权的,不能去侵犯知识产权,这点是没问题的,但这里面呢,有一些规避的方法,比如你的东西不见得去仿造的跟专利一模一样,咱们造的大飞机跟波音也不是一模一样的,有些专利是可以跨越的,有些专利是可以规避的,有些专利是可以购买的,有些专利是可以交换的,有多种方式可以化解掉。

你看华为,它从过去卖程控交换机,发展到今天,它可以跟爱立信,苹果许多公司去交换专利,它有一个专利池,因为它就重研发,一个不注重研发的公司它就不可能具备消化吸收的能力,这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你自己懂这个东西,你才能消化吸收。国内那些只能简单仿制的企业,如果走出去的话就面临着很大的麻烦。只在国内卖,老外是看不到的,只要你到了出口那个阶段,很多的专利来打你,要起诉你,有太多的中国公司只要往欧洲一卖就给你打回来了,国内卖人家是不管你的,他们国外的大公司都雇了很多专利中介公司,就是纠缠你打官司的,他们不直接打,都是专利中介公司来起诉你,就是花时间跟你玩这个东西,从法律上,专业性上,你都斗不过他。这两年我们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国际化的公司他们都有专门的专利队伍,越来越强,其实从原理上讲,创新能力越强的公司,国际收入比重会越高,这是有学术研究支持的,两者是正相关的,只要打国际市场,一般都是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实力比较强的企业。

 

QC记者:有次我去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的刘秘书长说,有些仪器不过关,主要是国家的政策不重视,认为仪器不是什么重要东西,近几年环境、食品等问题受到全社会关注,质谱仪热起来,它的核心部件光电倍增管,国内生产不了,要进口日本的,他就说,凭我们现有技术能力,只要资金到位,完全可以搞出来,但支持资金却只有三百万,还不够做调研呢。我听了也感触颇多,您觉得国内在研发创新上的路应该怎样走?国外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田副部长:其实工信部门,就是主管工业的部门,组织了一个“四基工程”,就是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工艺、基础技术,它就包括了您说的这种情况,整个仪器是国产的,里面的关键零部件是进口的。四基工程就是专门支持攻克这种基础性的研发难题的,但这个资金盘比较小,另外仪器仪表这个行业从主管来讲,可能还有质检总局在,也许工信部这个四基工程未必涵盖到这个行业,力度没有那么大。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大多这种行业的攻关都是大公司联手做的,工业技术研发除了国家有平台以外,龙头企业是可以联合起来干的,日本情况这是这样,政府号召由几家大公司来攻克某个技术难题。当然在我国有很多时候也是由政府负责出面组织的,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前五名的公司都组织进来了。象这种工业技术的研发,其实行业协会也可以发挥作用,组织几家龙头企业,每家出一些钱来干这件事,象过去不锈钢协会,他们就组织起太钢、武钢一块儿来攻克几种特殊钢材的技术难关,几家大企业各出一部分钱,将来这个成果共享,这种办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象您刚说的那样,如果行业协会有这个想法的话,几家公司有这个需求,完全可以做这件事儿。(记者插言:仪器企业一般都规模不大)对,可能是这个原因,中小企业是没有这个实力,大企业每年都有研发经费的,可以用在这个地方,但这里有一个利润的分成机制,仪器行业未必适用。

越大的公司越具备这些条件,许多大公司本身就是搞应用基础研究的,甚至有些公司是搞基础研究的,在中国,这些都是国家投资。但是在美国有很多大公司在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是自己搞基础研究的,看起来公司是不赚钱的,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一个是他们有实力,另一个是为了自己的长远发展,因为创新这个东西,你在这一代技术里做改进型创新,质量越做越高,但某一天它就会被替代的,象诺基亚公司就没有想到会出现智能手机,把它给替代了。这种颠覆性创新,或者叫创造性破坏,形成新的技术路线,把原来整个的轨道改变了,你马车做得再好,也干不过汽车,就这个道理。

大公司一般投钱,就是为了要发现下一个方向,象华为这样做通信的,国内建了很多研发中心,跟高校合作,跟国外合作,去研发一些和现在的通信技术不是一条路的新技术,这是一个大公司要做的事,看得远,因为你有这个实力,而且往往你在这条路上赚钱了的时候,你就该考虑下一条路了,这就是任正非老讲的“狼性”。一个产品的利润机会窗口,可能十年、五年,越来越短,你可能就要看下一个创新的轨道往哪儿走的,这才能成为高端的、一流的创新企业。

大公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自己的研发部门来做这件事,还有一种是成立投资部门,专门搞战略投资,大的投资公司他就专吃许多小企业。学术研究表明,更多的颠覆性创新的创意来自于小公司,大公司因为在这个行业做得时间太长了,他的脑子比较僵化。比如美国思科(Cisco),本身是个大公司,他有专门的投资部门收购小公司,第一收购专利,第二连公司都收购过来。小公司有些创意非常好,但他没能力做,很多想法大公司想不到,他就花钱买过来,或者花钱买你的专利,甚至很多情况下连你整个人员都收购进来了,整合到我的大企业里面,作为子公司或单独部门,继续给我搞这方面研发,这是一种大公司的战略,但这都需要有实力。

现在我们有实力的公司走出去的也非常多,当然对外投资的管理是和我们的汇率形势有关系的,人民币贬值比较厉害,出去投资政府会有些管控,怕热钱往外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总体来讲,我们走出去的企业还是非常多,我最近看到一个数据,这两年我们收购了200家德国公司,德国的制造业很强,但它有些企业,技术能力很强,但不会做商业,可能就失败了,我们很多企业是在国内市场做得很好,哪怕他做的是低端产品,但总的利润量不少,比如吉利做几万块钱的汽车,他每辆车都赚钱,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这种车卖到国外可能卖不了,质量、安全性不过关,但国内消费者不这样想,它再低端也总是辆车吧,比自行车要强。到国外收购这种技术强,但在市场竞争中可能要失败的公司,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我们京东方也是这么出来的,就是收购韩国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但他有技术有专利,将来我估计日本也会成为我们的收购对象,他们有的企业专利非常多,虽然经营状况不是很好,但他们的专利实力还是非常强,只是商业利润下降,或者亏损。现在我们以收购小公司为主,可能我们也会收购大一点儿的,其实吉利收购沃尔沃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购,只是欧洲对于我们的收购,还是略微要友好一些,象德国最近的库卡,做机器人的,被我们一家公司收购了,德国经济部就批了,但在美国,华为,紫光,联想等都想收购一些小企业,就没有批,美国国会里专门有外资并购审查委员会,审查之后他就不让你收了,国会里的安全调查部门以国家安全为名,就不让华为收购他们的公司。所以现在美国对我们设置的障碍最大,他是一个跟我们体量差不多的大国,他与中国还有竞争概念,当然他的一切都是制度化的、公开的,不加掩饰的。你看华为,欧洲市场占了,非洲市场占了,拉美市场占了,但北美市场占不了,两国间还是有竞争意识的。

这样创新式的收购,也是一个发展的必由之路,日本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到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收购,包括国家实验室的设备,甚至包括NBA的篮球场他都收购了。当时美国也是在喊:狼来了,对日本也是很提防,当然对我们就更提防了,因为日本的体量毕竟要小一些,国土面积小,人也比我们少,他们体制一样,相对提防要少一些。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有些民营企业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如果国内投资机会不太好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考虑国外,尤其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有时候收购是一条比较便捷的路,京东方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当然也离不开国家很强的支持。中国的企业开始慢慢走得靠前了,清华以前就有一项技术,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的显示,后来在江苏建厂,生产的彩屏,水平也是很高的,但他和京东方走的不是一条路线,他是自己的研发技术然后产业化,京东方是通过收购,从产业上往高端走,一个叫科研成果转化,一个叫产业追赶。其实这是过去中国这三十多年来,两种典型的创新方式,一种就是科研人员下海,把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科研是科研、生产是生产的脱节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制造业起步以后,从进口设备到自己消化学习,再到自己研发的创新方式。

 

QC记者:看来我们在创新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您觉得咱们的创新工作中都存在哪些问题呢?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田副部长:需要完善的地方太多了,只是从追赶的速度来讲,开始向发达国家逼近了。我们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OECD2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从体制来讲,还有许多可以做的地方,比如说国家公共科研资金的投入,怎么去组织?怎么去共享?怎么去提高效率?这里面有许多文章可做。我们公共资金投入的效率是不是那么高?钱没少花,是不是有很多浪费?包括每个项目评审的过程,有没有经过认真细致的评估?这些过程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细节,把创新政策的改进要精细化了。现在把我们的创新政策列个表的话,基本上门类都齐全了,可精细度和发达国家比,还差得很远,包括我们政策的预评估,评估的过程不够科学,另外政策出台也是五花八门,同一行业有很多部门都管,政策之间的矛盾也很多,不但没有形成合力,甚至是互相冲突的,这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有时申请一笔经费还要通过中介机构,最后五百万的经费拿到手里,可能只有两百万了。

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要不断改进,这个层面还有很多事可以做的。另外对政策还要有化繁为简的能力,就是你要抓几件大事,如果政策出台太密集,数量太多的话,正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结果就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执行会议,它就没什么力度可言了。比如一年内你出几千项创新政策,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只能国务院发一个文件,我就再发个文件,我不可能把精力投入到这么多的事情当中。所以现在的政策要向两个方向去努力,一个是要精细化,一个是要化繁为简,要抓几个重点,比如研发免税政策,尽量落实到最好,因为对企业来讲,管用的就这几条,文件发的那么多,他也懵了,地方政府现在也懵得很,比如一个文件下来已经半年了,我们下去评估,发现县里面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只有化繁为简,精细化,才能把整个系统和干部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从严治党的同时,如何把领导干部那种有作为、敢担当的精神给激发出来。在过去的政商关系中,有些人可能会直接间接地得到好处,但现在不是讲“亲”、“清”的政商关系吗?过去是“亲而不清”,结果现在是“清而不亲”了,清是很清,可不办事了,这也是个问题。

咱们的创新制度,该有的基本都有了,比如说大型仪器共享这个政策,我们很早以前就有奖励办法,但是执行得一直不是特别好。美国的仪器平台共享,是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对产权有一个界定,每一种产权有一种管理办法,有全额资助的,有与政府签合同无偿资助的。我们去国内科研机构调查,他们总是说:这些仪器设备都是国家的,国家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它产权本身是不清晰的,你又不知道这个仪器是属于谁的?是国家的,你有这个处理权吗?说不清楚,所以从根本上就不够细致,不够清晰。美国的仪器在一开始给你的时候,就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政府给国家实验室的、联邦给所属重点研发实验室的、按比例资助给高校的,它有一套完整的处理方式,并且每一个细节都签在合同里面了,它也是有激励机制的,尽管他不说是奖励,国家实验室共享每年是要做评估的,做得不好下次就不要申请科学仪器的购买了。

我们简单的一个奖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有人会这么想:仪器每天让人都来共享,还占我自己使用的时间,那么点儿奖励对我没什么意义。但如果进行评估,我执行的不好,下次你不给我钱了,这可不行。所以机制设计很重要,不能有了就算完事了,必须不断地去精细化,换句话说,奖励的机制还不够,当然也有些企业反映,共享多了,连他自己的科研都做不成了,那也不行,这要有一套细则,根据单位不同的情况来制定和评估。

 

QC记者:欧美国家好的制度也不能全盘照搬,因为国情不同,人的素质也各不相同,比如有些中国人爱耍小聪明,喜欢钻空子,在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上可能需要考虑周全一些。

田副部长:对,中国人聪明,可能会找到规避的方法,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有道德风险。有两种应对方法,一个是在中国设计制度时要比美国人考虑的更全面一点,否则钻空子人太多,第二个方法是进行高力度惩罚,制度基本差不多了,但如果出现这种人,一定要严罚。其实从合理性角度来讲,你不可能把制度设计得特别完美,以至于每个人都完全能不钻空子,所以重要的方法就是罚得高一点儿,力度大一点儿。

现在许多问题不是机制上的,主要是人为的,象普遍存在的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得不到根本改变,很多时候这些违法者都提前知道谁来检测了,就想办法应付过去了,这种现象非常多。(记者插言: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有个地方的同一个排污口,每次检查,甚至早上晚上来检测都不一样,数据明显造假。)有这种情况,但新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现在安装了传感器,从网上平台就能监测到排放情况,这些是技术可以解决的,有些是人为的问题,比如他不愿意让你装,他就会找出各种理由不让你装,其实一个排污口装一个传感器不是什么问题,即使不是传感器,装个摄像头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有些问题是技术可以解决的,有些是机制可以解决的,有些只能靠人的自身素质来自我约束。为了自身利益去阻碍发展创新的人也不是没有,象我们搞智慧城市,有的机构就说,你搞智慧城市,我们这些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会阻碍你干这事儿,说个极端的例子,假如以后实现无人驾驶了,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交警了,大批的人要下岗,反对的声音不会没有,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性问题。

 

QC记者:您说得对,有时候新技术会对传统社会和经济形态造成很大冲击,但不同国家情况也各不相同,可能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就拿机器人来说,您觉得对于中美两国的影响有哪些不同?

田副部长:技术发展与人的自身利益确实存在很大关系,比如“机器换人”,产业工人下岗一定会更多,虽然有一种理论认为,管理机器人也需要很多人来参与的,但总体来讲,机器人代人这件事还是减少就业了。目前对我们国家来说,发展机器人还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放开二胎呀?因为现在总体上劳动人口呈现下降的趋势,发展机器人对我们来讲,还没有那么大的矛盾。但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机器人和就业之间的矛盾是比较大的,现在特朗普讲制造业回归,目的也是为了就业。中国福耀玻璃的曹总,要把制造业挪到美国去一部分,在美国投资建厂,他讲,投资到美国主要是看到它的税收环境比较好,负担比中国要轻,产业工人尽管有比较高的成本,但我不用他的工人,我们尽量用机器人。所以制造业即使去了美国,也未必能够提高就业水平,只会增加它的税收,特朗普想通过制造业回归来拉动就业这件事未必会发生的。

 

QC记者: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倡导与支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多年来一直处在领先地位,肯定与美国政府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您觉得我们怎样才能不失时机,迎头赶上呢?

田副部长:美国历任政府都非常重视对高科技的投入,但特朗普本人并不重视,对科技创新,他的态度是没态度,他不关心这个东西,他也不懂这些东西,他也明确讲了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这些机构,过去给他们的钱太多了,应该把钱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因为基础设施需要工人比较多,他的倾向是偏就业的,至少他是轻视科技的。美国有个智库研究特朗普对科技政策的立场,大部分是“没有立场”或“我不管你”,他的立场对于我们追赶美国是有好处的。

我们国家领导人是特别强调创新的,无论是习总书记还是李总理,都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创新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所以政府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硅谷的现在是美国政府过去支持的结果,美国政府在六十年代对硅谷的支持非常多,从国防预算到政府采购,象今天用的计算机、飞机、航天工程等等都是那时候政府巨大投入的结果。所以美国政府如果今天不投入的话,明天会受到影响,毕竟企业的所做所为侧重于商业利益,并不是基础研究。如果我们今天投入足够多的话,明天我们有可能在很多方面超过美国,这对我们的创新发展应该是一个利好消息。

目前我们总体实力排到世界第二,但如果按照人均来讲,按强度来讲,我们还是差得很多,举个简单案例,拿产业做对比的话,我们整个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不到1.8%,美国则在15%以上,这个差距有多大?需要往前走的路还非常长,所以必须坚持创新,让我们的创新政策不断精细化,科学化,变繁为简,真正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高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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